HLA-DPB1是MHC II类区域中多态性最突出的经典位点之一。它与DQB1基因座相隔约400 kb，两者连锁不平衡很弱，中间至少存在1个重组交换热点，因此即便供受者在HLA-A、B、C、DRB1、DQB1上达到10/10相合，DP位点依然可能不合。相合同胞之间也有1%～5%会因基因重组出现DP不合[1]。这恰恰是HLA-DPB1抗体这类蛋白层面工具的用武之地，分型报告给出的是等位基因型别，而真正被同种反应性T细胞看到的，是细胞表面由DPA1与DPB1共同编码的αβ异二聚体，HLA-DPB1抗体承担的正是从等位基因命名走向分子呈现的这一步。
使用HLA-DPB1抗体须知
HLA-DPB1基因位于6p21.32，含6个外显子，可产生8种可变剪接体，编码区已确认132个SNP，其中错义突变87个、同义突变33个、移码突变12个[2]。其编码产物是258个氨基酸的跨膜糖蛋白，理论分子量约29.16 kDa，含1个跨膜区和1段位于1～29位的信号肽，切割发生在第29与第30位氨基酸之间，整体为亲水蛋白[2]。这意味着HLA-DPB1抗体识别的成熟β链在免疫印迹上通常落于26～29 kDa区间，剪接体与糖基化差异还会带来条带弥散。另一必须分清的点是靶标归属，HLA-DPB1抗体针对的是β链，不能与针对α链的DPA1抗体互换，做共定位或流式定量时尤须注意。
TCE错配研究中HLA-DPB1抗体的补位价值
一项针对陕西籍汉族64对10/10相合同胞供受者的回顾性研究，在受者中共检出14种DPB1等位基因，其中DPB1*05:01:01G、*02:01与*04:01:01G三种的累计频率达67.97%，并发现1例新等位基因HLA-DPB1*1120:01。检出的3对DPB1错配均为单一等位基因不合，按T细胞表位模型判定全部属于不允许错配[1]。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的技术路径止步于PCR-SBT、NGS与SSO分型，它精确表达了供受者携带哪一个等位基因，却不能表达出细胞表面究竟呈现了多少DP分子。这正是HLA-DPB1抗体可以补位之处，用免疫组化或流式细胞术比较供受者来源细胞的DPβ链表达强度，能把TCE分组从序列推论推进到表达表型。
rs9277534表达模型留给HLA-DPB1抗体的定量空间
同一研究中，3对错配供受者的rs9277534基因型分别为AG/AG、AG/GG与AA/AG，按表达模型分组，供受对1为高风险错配，供受对2、3为低风险[1]。其机制在于3'-UTR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DP表达水平连锁，rs9277534-A关联低表达，rs9277534-C关联高表达，当受者高表达而供者低表达时，移植物抗宿主病风险上升[1]。这类判断目前仍建立在基因型推演之上，HLA-DPB1抗体则能把它落成可比较的荧光强度，在同批标准化处理的样本中读出DPβ链的阳性细胞比例与平均荧光强度，检验基因型分组是否真的对应表达分层。
Meta分析的效应尺度与HLA-DPB1抗体的证据边界
覆盖19篇文献、26634例患者的Meta分析给出了更宏观的尺度。现行非血缘供者配型只要求HLA-A、B、C、DRB1高分辨，DPB1位点不在硬性要求之列，其不合比例可达70%～80%[3]。汇总结果显示，不相合组无病存活率降低，非T细胞去除移植中的总存活率同样降低，III～IV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率与移植相关病死率升高、复发率降低，且2个位点不合较1个位点不合的病死率更高[3]。这些结论均基于基因分型与临床终点，HLA-DPB1抗体在此是验证工具，用于解释表达水平是否介导了这些关联。
HLA-DPB1抗体的选择与验证清单
综合上述文献，选择HLA-DPB1抗体时可循以下顺序核对：其一，确认表位归属，即是否针对DPB1编码的β链胞外域，避免与DPA1或DR分子交叉。其二，核对是否在DPB1敲低或敲除细胞中完成过特异性验证。其三，关注抗体能否区分糖基化与非糖基化形式，这直接影响29 kDa附近的判读。其四，用于定量时须统一裂解与固定条件，因为该蛋白含18个磷酸化位点，以丝氨酸位点最多，其磷酸化状态会随应激与PKC等激酶活性波动[2]。
参考文献
[1] 齐珺, 王天菊, 郝剑, 等. HLA-DPB1 TCE错配及表达模型在同胞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评估[J]. 中国输血杂志, 2020, 33(9): 876-880.
[2] 易珊, 廖娟, 李寻亚, 等. 人HLA-DPB1基因及蛋白的生物信息学分析[J].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 2019, 38(10): 4389-4394.
[3] 徐世侠, 张在文, 冯博, 等. HLA-DPB1位点相合情况对非血缘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结局的影响[J]. 器官移植, 2017, 8(4): 282-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