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发布的禁用清单中，S1类兴奋剂，即蛋白同化雄性类固醇（Anabolic Androgenic Steroids，AAS）的滥用在兴奋剂阳性案件中所占比例最高。兴奋剂的滥用严重破坏了纯洁体育精神以及公平竞争原则，AAS是在赛内和赛外都受到管控的关键兴奋剂，提升实验室检测 AAS 的能力是十分必要的。AAS能够促进肌肉生长并增强肌肉力量，同时减少雄激素效应，因而被广泛滥用。羟甲烯龙（2-hydroxymethylene-17α-methyl-17β-hydroxy-5α-androstane-3-one,Oxymetholone）和甲基屈他雄酮（17β-hydroxy-2α,17α-dimethyl-5α-andro stane-3-one,Methasterone）是近十年来受到广泛滥用的AAS，17α-甲基的存在赋予它们良好的口服活性，减少首过消除，提高肠道吸收，抑制参与代谢的细胞色素P450酶，从而充分发挥其蛋白同化活性。
人体代谢研究
Parr等人、Rodchenkov等人和景晶等人对口服甲基屈他雄酮的男性受试者进行尿液样本检测，主要鉴定出C3位α还原的代谢物 2α,17α-dimethyl-5αandrostane-3α,17β-diol。近期研究中，Zhang等人使用LC-QTOF检测了甲基屈他雄酮的7种葡萄糖醛酸结合代谢物、6种游离代谢产物和2种硫酸酯代谢物，以及2019年Magalhães等人使用GC-MS技术检测到9种I相代谢产物。其研究揭示了甲基屈他雄酮的主要代谢途径包括A环的2α-甲基-3-酮、2α-甲基-3-羟基、2-羟基-2-甲基-3α-醇的转化、D环18-去甲-17β-羟甲基-17α-甲基-雄甾-13-烯结构的生物转化和C6位羟基化、C16位羟基化、C16位羰基化。不同研究报道的甲基屈他雄酮代谢物存在差异，且检测窗口最长的代谢物也存在差别。Sobolevsky等人的文献中提及甲基屈他雄酮人体受试样本中可检测到OXMM2，然而后续的甲基屈他雄酮代谢研究中，并没有提及在甲基屈他雄酮阳性受试者样本检出OXM-M2，由于OXM-M2特殊的D环结构是许多类固醇LTM所具有的，若将OXM-M2等特征D环结构的新代谢物应用于常规兴奋剂检测中的甲基屈他雄酮筛查，有望能够延长该兴奋剂的检测时间，对反兴奋剂工作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甲基屈他雄酮的代谢以及该药物与羟甲烯龙代谢的相关性仍需进一步研究[1]。
体外代谢研究
甲基屈他雄酮的体外代谢特征已有初步研究基础。Lore等人采用人类肝微粒体（Human Liver Microsomes，HLM）研究二甲雄嗪（17β-hydroxy-2α,17αdimethyl-5α-androstan-3-one-(3,3´)-azine，Dimethazine，由两个甲基屈他雄酮经N=N键连接而成）的代谢，发现其代谢产物均为甲基屈他雄酮及其衍生物，代谢途径包括：C3位还原反应、C2位羟基化、C6位羟基化、C16位羟基化以及一种未明确反应位点的单羟基化反应，且与使用uPA+/+-SCID小鼠模型得到的代谢物进行对比，发现六个使用HLM的代谢产物可在小鼠体内检测到五个。Gauthier等人使用人肝细胞孵育甲基屈他雄酮得到八种体外代谢产物，代谢途径包括：C3位还原反应、C2位羟基化、C12位羟基化和C16位羟基化。其中一个代谢物结合了三种代谢途径，在C3位还原反应的基础上结合C2位羟基化和 C16位羟基化，验证了肝细胞作为体外代谢模型应用于甲基屈他雄酮代谢研究的可行性。Lootens等人使用移植了人类肝细胞的 uPA+/+-SCID小鼠作为代谢模型对甲基屈他雄酮进行研究，检测到7种代谢物，包括两种未确定羟基化位点的单羟基化代谢物、C2位和C16位双羟基化代谢物、三种未确定羟基化位点的三羟基化代谢物和一种未确定羟基化位点结合C16位羟基化的双羟基化代谢物。综合分析表明，甲基屈他雄酮的核心代谢通路具有一致性，但不同体外模型所得代谢物的组合方式存在差异[1]。
参考文献
[1] 郑思颖. 基于GC-Orbitrap-HRMS的羟甲烯龙和甲基屈他雄酮体内外代谢研究[D]. 上海:上海体育大学,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