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标志物
脓毒症是一种由感染引发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它导致机体对感染的反应失衡,进而引起器官功能障碍。目前,脓毒症的早期诊断资源相对有限,SOFA评分是其中一个用于评估器官功能障碍程度的工具,它可以帮助识别脓毒症患者并预测死亡风险,但它并非专门针对脓毒症设计的。在治疗方面,目前主要采取的是支持性治疗,包括抗感染、维持器官灌注和血流动力学稳定,以及器官功能支持。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的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研究的深入,已经发现了超过250种可能与脓毒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对于早期诊断、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和预测预后具有潜在价值。

急性期蛋白
C反应蛋白(CRP)
C反应蛋白(CRP)是一种在体内炎症或感染时由肝脏产生的蛋白质,正常情况下含量较低,但在炎症刺激下,其水平可在几小时内迅速上升。CRP是评估脓毒症的一个早期指标,尽管它对脓毒症的诊断敏感性较高,但特异性不足。总的来说,CRP有助于区分脓毒症和非脓毒症患者,但其诊断的准确性一般;当与降钙素原(PCT)一起使用时,可以显著提升诊断脓毒症的准确性。
降钙素原(PCT)
降钙素原(PCT)是甲状腺C细胞产生的一种激素前体,在健康人中含量很低,但在严重感染或脓毒症时,其水平会迅速上升。PCT在脓毒症的早期诊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表明,当CRP和PCT的水平分别超过特定阈值时,可以帮助诊断为革兰阴性细菌性脓毒症。此外,PCT的水平还可以指导抗生素的使用,建议在PCT水平低于特定值或从峰值下降一定比例时停止抗生素治疗,而PCT水平持续升高则可能需要继续或调整抗生素治疗。这些指导原则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减少抗生素使用和改善管理的效果,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确保其在更广泛的临床应用中的有效性。
胰石蛋白(PSP)
胰石蛋白(PSP)是胰腺腺泡细胞分泌的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其水平的变化与脓毒症的进展紧密相关,为脓毒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信息。研究发现,在脓毒症诊断前,PSP水平会有显著升高,尤其在脓毒症休克发生前,PSP水平的升高更为显著。PSP的床旁快速检测为早期识别脓毒症提供了便利,显示出其在临床应用中的潜力,但还需要更多大规模研究来证实其诊断价值。
炎症细胞因子
白细胞介素6(IL-6)
白细胞介素6(IL-6)是一种由多种细胞类型分泌的细胞因子,包括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在健康状态下,血液中IL-6的水平较低,但在脓毒症患者中,这一水平会显著升高。IL-6在炎症反应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能够促进淋巴细胞的活化和急性期蛋白的产生,通常在炎症发生后2小时内迅速上升。与CRP和PCT相比,IL-6对感染的反应更为迅速,是国内公认的早期脓毒症检测指标之一。研究显示,IL-6在诊断脓毒症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其ROC曲线下面积表明了其作为独立预测因子的潜力。
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
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是一种在细胞核中发现的非组蛋白,它在脓毒症晚期的高水平与不良预后相关联,尤其是在患者合并慢性炎症性疾病时,其死亡率更高。HMGB1被视为脓毒症诊断和预后评估的一个有前景的生物标志物,能够预测患者ICU住院时间。最新研究表明,当HMGB1水平达到一定阈值时,它在诊断脓毒症和预测ICU住院时间方面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ROC曲线下面积显示了其作为预测工具的准确性。
免疫抑制阶段的生物标志物
淋巴细胞
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的减少是脓毒症患者免疫功能受到抑制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且与患者的死亡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最新的研究显示,淋巴细胞计数在脓毒症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尤其是在肺源性脓毒症中,但其特异性相对较低。因此,为了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淋巴细胞计数通常需要与其他生物标志物联合使用。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是一种在激活的B细胞和T细胞表面表达的受体,它的两个已知配体PD-L1和PD-L2通过与PD-1结合发挥作用,其中PD-L1是主要的配体。PD-1和PD-L1在脓毒症引起的免疫抑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被认为是脓毒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潜在的免疫检查点。研究表明,在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中,PD-1的表达水平较高。最近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分析了114例患者,发现四种信号分子(PD-1、CD28、PD-L1和CD86)在NK细胞上的表达水平与SOFA评分有直接关联。在脓毒症这种高抗原负荷状态下,PD-1/PD-L1的异常上调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紊乱,进而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PD-1作为一种新的预后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增强SOFA评分在脓毒症患者中的预测效能。
血管内皮细胞及凝血相关生物标志物
肾上腺髓质素(ADM)
肾上腺髓质素(ADM)是一种由血管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产生的活性肽,它具有降低血管通透性和调节血管活性的功能。研究发现,肾上腺髓质素前体中区片段(MR-proADM)具有较长的半衰期,能够间接反映ADM水平,并且检测方法简便,因此被用作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生物标志物。在一项涉及215例患者的研究中,ADM水平与器官衰竭数量、SOFA评分以及心血管、肾脏、凝血和肝脏功能损伤相关联。ADM水平还能预测30天病死率,与SOFA评分的预测能力相似(AUC 0.827对比0.830),表明ADM可作为脓毒症的诊断标志物,并能预测脓毒症患者的严重程度、器官衰竭和30天病死率。
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ESM-1)
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ESM-1)是由内皮细胞释放的一种可溶性蛋白聚糖,在脓毒症患者中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促炎性细胞因子的调控。研究表明,ESM-1预测脓毒症患者病死率的临界值为6.28 ng/mL,敏感度为75.9%,特异度为61.3%,血清ESM-1水平每增加1 ng/mL,患者的死亡风险升高11.1%。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是反映凝血和纤维蛋白溶解异常的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中得到了广泛研究。有报道指出,PAI-1能预测脓毒症患者28天病死率,临界值为83 ng/mL;当患者PAI-1水平超过83 ng/mL时,可能会发展为伴有MODS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结语
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的诊断和管理中扮演着辅助工具的角色,它们不仅有助于识别脓毒症患者,还能指导抗生素的使用,优化个性化的抗生素治疗方案,并减少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及耐药性的发展。结合多种生物标志物进行联合评估,可能克服单一生物标志物的不足,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在选择理想的生物标志物时,需要将这些标志物与患者的临床表现紧密结合,以实现更精确的诊断。未来,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比较不同临床环境下生物标志物的灵敏性和特异性,以进一步验证它们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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